北京話清入字歸調的內部演化視角

in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classification of the Ru tone with voiceless initials in Beijing dial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development. The main factors that cause the Ru tone to change into four different unchecked tones are the laryngealization feature accompanying the loss of stop endings and the rotary change of high and low in the unchecked tones.

本文從內部音變的角度重新闡釋北京話清入歸派現象,認為清入字韻尾消失後對音節發聲形成的緊喉音色,以及北京話聲調調值的高低環流變化是造成清入字派入四聲的原因。(This article is in Chinese.)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classification of the Ru tone with voiceless initials in Beijing dial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development. The main factors that cause the Ru tone to change into four different unchecked tones are the laryngealization feature accompanying the loss of stop endings and the rotary change of high and low in the unchecked tones.

本文從內部音變的角度重新闡釋北京話清入歸派現象,認為清入字韻尾消失後對音節發聲形成的緊喉音色,以及北京話聲調調值的高低環流變化是造成清入字派入四聲的原因。(This article is in Chinese.)

* 本文初稿曾在2013年紀念李方桂先生中國語言學研究學會創會十周年青年學者論壇(西雅圖)上宣讀。多位匿名審稿人分別對稿件提出了切實中肯的修改意見。根據他們指出的問題,本文在行文論述和語言材料上均做了重大的改訂,在此謹向審稿人致以謝忱。其他存在的文責均由作者自負。

1 研究背景1

中古漢語的入聲在絕大部分漢語官話方言中已歸併到其他調類之中。根據文獻的記載,作為現代漢語普通話基礎方言的北京話,至少大約在七百年前已經發生了所謂“入派三聲”的音系演變。元代《中原音韻》(1324)的所謂“入派三聲”,是根據音節聲母的清濁和發音方法,中古的入聲字基本上規律性地歸入三個舒聲調類中,只有極少數的例外。這一演變格局目前仍較為完整地保留在中國北方東部沿海的膠遼官話以及河北地區的少數方言點當中。膠遼官話的地理分佈處在古代中原的邊緣地帶,而處於中原腹地的中原官話與本文將要討論的北京話,以及與北京話具有深刻聯繫的東北官話,均與《中原音韻》整齊劃一的規律變化有所出入,問題主要集中於全清次清聲母字的變化。與《中原音韻》不同的是,清入字在現代北京話中,分別派入陰平、陽平、上聲和去聲。根據高曉虹(2009)的統計,現代北京話中清入字歸入上聲的比例最低。

北京話清聲母入聲字的歸併問題,很早就引起了學者的注意。據 Forrest(1950)的介紹,在20世紀初,馬伯樂與高本漢已經注意到聲母輔音與入聲字演變之間的關係。劉復認為現代北京話中大多數清聲母入聲字讀為去聲是因為在入聲韻尾完全脫落之前,兩個調類的調型已經趨於近似。白滌洲(1931)從文獻記載入手,通過對元代以降至清代有關韻書的統計,認為中古漢語聲類對入聲分派存在影響。以上學者的研究,均試圖從新語法學派“一切音變皆有規律”的假設出發,尋找漢語入聲歷史演變的語音條件,主張入聲從中古到近代的分派是方言自身的“內部演化”。

早期的“內部演化”主張,並沒有解決清聲母入聲字演化缺乏規律的難題。Forrest(1950)在前人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北京話入聲的演變的差異可能與蒙元佔領北京時造成的接觸影響有關的假設。Stimson(1962)發展了這一語言接觸的假說,並指出北京話的入聲演變中實際存在多個外來層次,這是清聲母入聲字變化缺少規律性的主要原因。在此之後,絕大多數有關北京話入聲歷史演變的研究都基本接受這一解釋,並假設在近代漢語發展過程中,中原官話、冀魯官話甚至江淮官話都不同程度地影響了北京話,從而造成了北京話清入字今讀的混亂局面。雖然也有學者(陳剛1988、平山久雄2005)指出語法詞類及構詞韻律與入聲分派也有一定程度的對應,但是外部接觸仍然是北京話清聲母入聲字分派無規律的主要原因。這一派的主張總的可以歸納為“接觸演化”。

2 對“接觸演化”說的檢討

2.1 外來層次的來源?

漢語官話方言入聲字依據聲母的差別而存在不同演化類型(劉勳寧1995):

王洪君(2006)歸納了北京話清入字內部層次的來源:

  • 清入歸上為北京話口語音固有層次;

  • 清入歸去是明代以後外部權威方言(江淮官話)進入的結果;

  • 清入歸陽平是受讀書音全濁入歸陽平的類推;

  • 清入歸陰平可能是不同時期幽燕、冀魯移民持續進入的結果。

丁邦新(1998)認為北京話清入歸陰平是受中原官話的影響,歸陽平是受西南官話的影響。林燾(1987)則認為北京官話是由清朝入關時帶來的漢八旗語言與北京外城本地方言融合的產物,是東北官話在河北地區形成的一個方言島。

以上僅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已經可以發現“接觸演化”說的一大難解之題:對北京話形成接觸影響的外源究竟是哪一種方言?

無論外來層次屬於上揭何種官話方言,當我們討論接觸的影響時均會存在一些問題。譬如說北京話清入字今讀陰平主要是受冀魯官話的影響,但是在冀魯官話內部也存在入聲演變的類型差異:

與北京周遭接壤的保唐片方言,其清聲母入聲字的分派同北京話一樣缺少規律,只是歸上聲的字較北京話為多。冀中地區的順平、望都和唐縣等地,其入聲歸派還相當嚴整地保留《中原音韻》式的格局(劉淑學2000),這說明河北地區冀魯官話的入聲歸派的歷史演變過程也有參差。有一些觀點認為清入歸陰平的中原官話北上,是冀魯官話乃至北京話清入歸陰平的原因。冀魯官話南部方言的清入字與中原官話一致歸入今陰平調,但是中原官話的次濁入聲也併入了陰平調,這一點是中原官話和冀魯官話分區的重要標準。寧忌浮(2009:22)根據明代河南人呂坤的《交泰韻。平入相近》(1603)的記載歸納,明代萬曆時期呂坤口音當中的次濁入聲已經讀同陰平。但在冀魯官話和北京話中,顯然中原官話次濁入聲歸陰平並沒有留下顯著的接觸痕跡。

魯國堯(1985)主張江淮官話(南京話)是明代官話的基礎方言。雖然此觀點得到許多呼應,但也存在反對意見。王洪君認為入聲字在北京話文讀層中的去聲讀法是模仿明清權威官話入聲“短、促”特徵而形成的。但是在明代北京話的記錄當中全濁入字和清入字歸調情況有所不同。現代南京話不分陰陽入,明代金尼閣《西儒耳目資》中所記的官話也只有一種入聲。如果北京話的入聲字讀去聲是模仿權威官話的短促入聲調,那麼無論聲母陰陽,入聲都應該有去聲的讀法。可是根據明末順天人徐孝《合併字學集韻》(1606)的記錄,明代晚期的北京話基本上所有的清入字都有去聲一讀,但是全濁入聲字中只有陽平一讀的占全濁入聲字總數的59%,只有去聲一讀的只占8%,有陽平和去聲兩讀的占32%。僅就無異讀的全濁入聲字統計,則讀陽平的比例為87.5%,讀去聲的只占12.5%(高曉虹2009:72–74)。明代的北京話中已經沒有聲母清濁的對立,因此應該不存在北京話入聲字受權威方言影響歸入去聲之後,再依照聲母清濁分別變化的語音條件。如果認為北京話清入字讀入去聲是受明代權威官話的影響,那麼北京話清入和全濁入在明代歸入去聲的不平衡狀態,在語言學層面上就很難解釋。

至於東北官話影響說,依然無法解釋清入字歸派無規律的原因,最終還是要回到與其他周邊方言接觸浸染的猜想上來。例如劉鎮發(2004)就跟從劉勳寧(1995)新老官話的區分,認為東北官話是北京話和膠遼官話的混合產物。

2.2 北京話清入歸派並非完全沒有規則

在今北京話清入字的歸派中,全清和次清聲母之間有一點顯著的不同:次清中的塞音、塞擦音聲母基本上不歸入陽平,全清則不受此限制。根據丁聲樹《古今字音對照手冊》,次清塞音、塞擦音聲母在北京話中讀陽平一共只有四個字:“察,殼,詰,醭”。而且這四個字的陽平讀法都很耐人尋味,“詰、醭”今讀不送氣聲母,“察”的陽平讀法很可能是受麻韻字“查”的語義相近的沾染。而“殼”作為見組二等字,讀陽平聲母不顎化本應屬於文讀層次,現在卻在北京話中做白讀使用,而顎化聲母去聲一讀反被作為文讀使用。比較《古今字音對照手冊》中入聲在北京話中歸派的大致情况,全濁入聲歸入陰平的也不過四字“跌、擲、屐、夕”,因此我們可以認為“次清塞音塞擦音聲母的入聲字不歸入陽平”是一條可信的規則。

關於這條規則的語音學原理,我們尚不清楚。Xu & Xu(2001)指出送氣會降低普通話聲調起始段(onset)頻率,特別是在升調(陽平)和低調(上聲)中的效果尤為明顯。此發現或許與次清入字迴避陽平有所關聯。

冀魯官話和中原官話基本都是清入歸陰平的方言。北京話中清入歸陽平的接觸來源,在華北地區是缺少對應的。一些學者發現今北京話清入歸陽平的字,其韻母形式大多數屬於宕江曾梗通五攝入聲的文讀形式,由是王洪君(2006)認為清入歸陽平是仿照讀書音全濁入歸陽平類推的結果。

我們認為從北京話的歷時發展來看,由文讀而來的類推並不能解釋全部清入讀陽平的例子。根據高曉虹(2009:117)對威妥瑪《語言自邇集》中清入異讀的整理,清入白讀韻母也有讀陽平,如:“覺爵tɕiao責tʂai足tsou”。北京話口語當中至今還保留“隔tɕiɛ”的陽平讀法。3 可見清入讀陽平並不受文白讀的限制。

2.3 調值借用還是調類借用﹖

“接觸演化”說還需要說明在聲調借用的過程當中,究竟是調類的借用還是調值的借用。

入聲與某一種調類的合併,主要是受調值調型接近的影響。河北井陘方言處於仍保持入聲調方言的包圍之中,但其清入字均已歸入上聲,這應當是比較晚近的音變。根據劉淑學(2000)對周邊方言調型調值的比較研究,井陘方言入聲併入上聲的原因是入聲與上聲的調型在較早期俱為升調。

在方言接觸中,簡單地說中原或冀魯官話的入聲歸陰平、西南官話的入聲歸陽平影響了北京話清入字歸派,卻不比較方言間陰平調陽平調讀法的區別,這就好比是買鞋,卻不關心尺碼。舉例來說:因為北京話清入字歸陰平在歷史記錄中有漸多的趨勢,我們假設北京話清入字歸陰平是晚近受到毗鄰的冀魯官話的影響。考察石濟片、滄惠片這些清入字歸陰平的方言片中陰平調的調值就會發現很大的差別:石家莊陰平調值 23 | 冀州 213 | 濟南 213 | 河間 33 | 壽光 213,再看更南邊的中原官話的陰平調值,鄭州 213 | 洛陽 33 | 徐州 213(據錢曾怡主編2010)。以上代表方言點中,陰平均為相對的低平或低降升調。而在北京及保唐片地區,陰平一般都是高平調。中原官話的平聲其實更接近北京話的上聲。因此,當這些方言把歸入陰平的清入字向北京話輸出時,根據調值相似的原則,原則上應該讀如北京的上聲更自然。

2.4 階曲線判定法的局限

汪鋒、王士元(2004)和王洪君(2006)分別使用階曲線判定法對北京話清入歸派進行了統計研究,在方法論上與以往研究相比有很大的不同。階曲線判定法在判斷語言之間的同源關係或接觸關係上有獨到的功用,但在研究關於北京話清入字歸派的歷史原因時,需要處理的資料並非來自於兩個不同的語言或方言,而是來自於單一的語言對象。階曲線判定法的應用,實際上已經先確定了北京話清入字的不同歸派是語言接觸的結果,統計的結果只是為證明孰為固有層次孰為外來層次。階曲線判定法成立的前提,即是排除北京話清入歸派混亂是內部演變的結果,但階曲線判定法對層次的判別本身並不能證明這一點,否則就形成了循環論證。

3 內部演變的可能性

在接觸演變之外,北京清入字的歸派有無內部演化的可能?從一般歷史語言學的觀點來看,歸派的結果缺乏規律模式,這與新語法學派所主張的“一切音變皆有規律”顯然背道而馳。從調類上來看,清入字的歸派是雜亂無章的,但在前文我們已引述過入聲的歸併往往是基於與某個舒聲調的調值與調型接近,因此我們研究入聲調演變的原因,也應該重視調值。如同在討論音變原因時,如果只討論音類而不關心音值,那始終是隔著一層。在以往討論清入字的歸派時,研究大多集中在調類的對應上,而對北京話四聲調值在歷史上是否有過變化這一問題,似乎只有張世方(2010:194–198)給予過關注。平山久雄(1984)在“聲調調值變化環流”的理論框架下也對官話調值的演變類型進行過研究。已有的研究基本可以呈現,官話的調值在歷史上不是一成不變的。

此外,入聲韻尾消失對音高造成的影響,與舒聲調值的變化相比,兩者性質有所不同。入聲由於緊喉的效果而造成的高調或低調效果,是一種發聲態造成的調域(voice register)音變,音高在這一階段可能還沒有真正成為區別音位的特徵。這就好像聲母清濁形成的音高差別,在聲母系統清濁對立消失以前,往往並不是區別性的音位特徵一樣。

嚴格地說,近代漢語入聲韻尾消失並逐漸產生出只憑藉基頻區別的聲調,與舒聲的調值演變相比,是兩種性質不同,但又糾纏一起密不可分的音變現象。我們假設:清入字在歷史上消失的時間較之濁入聲更晚,保持入聲調的特殊音色更為持久,由於清入聲所帶特定的發聲態會限制音高,例如張聲或假聲會形成音高升高,而嘎裂聲則會形成音高降低甚至基頻中斷,因此發聲態在徹底消失之前會一定程度限制清入字加入舒聲調值的演變環流;而在詞彙層面上,部分清入字率先失去特殊發聲態,結果便與調值調型接近的舒聲調類合併。由於特殊發聲態在词匯中消失的速率不同,再配合舒聲調值在歷史上的環流演變,最終形成清入字在今天北京話歸派中看似雜亂的局面。簡而言之,清入字歸派的內部演變就是入聲調值穩定,舒聲調值輪轉兩條規則的共同作用。

為了檢驗這一假設是否成立,我們要逐一檢驗上揭假設中提到的四個前提要素:

  • 北京話清入字的消失的時間是否比濁入字晚,是否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

  • 清入字消失是否會形成特殊的發聲態,繼而影響音高;

  • 北京話的舒聲調值是否發生過輪轉變化;

  • 清入字的音變過程,是否在詞彙層面上留下痕跡。

第(1)和第(2)條假設旨在說明清入字會在北京話中保留一種固定的音高特徵;第(3)條旨在說明調值接近合併原則:在北京話的不同歷史時期,與清入字調型調值相似的聲調並不是固定不變的;第(4)條旨在說明清入字歸派的具體實現。

3.1 清入字的消失相對滯後

周德清在《正語作詞起例》中一句“入聲作三聲者,廣其押韻,為作詞而設耳。毋以此為比,當以呼吸言語還有入聲之別,而辨之可也”,便使學者為入聲在元代北方漢語中的存否爭論不休。我們認為從北方話的歷史證據和共時特徵上都還能找到清入字消失得很晚的證據。

首先,文獻證據方面,除去周德清《正語作詞起例》之外,陸志韋(1948)、郭力(1997)都還提到徐孝在《合併字學集韻·引證》(1606)當中的話:“其清入聲‘穀質’類乎去聲‘顧至’之類,而不究濁入聲長音,皆以入聲為短音,由是又往往區分於一音者是也。”陸志韋對引文總結說:“他(徐孝)的意思大概是(一)當時入聲字的讀音,不論清濁,都跟平上去不同。(二)語音的濁入聲字已經變為長音,確跟陽平字相同。(三)清入字‘穀質’等等只是‘類乎’‘顧至’等等,還是短音。……這樣的短音字也許還保留喉塞的收聲……然而很可能的,連喉塞的收聲都已失去了,只是短音而已。”徐孝對入聲的描寫看來並不只是簡單的入聲存古現象,他所批評的當時某些人把濁入清入混為短音的處理倒像是一種類似於《洪武正韻》式一概保留入聲的讀書音。徐孝區分聲母清濁的語音條件,指出只有清入是短音,說明至遲在明末,清入的完全舒化是晚於濁入的。從《中原音韻》(1324)到《合併字學篇韻》(1606),北京話中入聲的舒化過程,持續了將近300年的時間。

其次,從中原官話的入聲歸派演變上我們也能看到清入後變的遺跡。現在中原官話的入聲歸派是全濁入歸陽平,清入和次濁入都歸陰平,但在中原官話早期的歷史上是否也是這樣呢?前述明末中原人呂坤的《交泰韻》中已見次濁歸陰平的記錄。略早一些的張位的《問奇集》中說:“大約江以北入聲多作平聲”。這些是明代中晚期的文獻記錄。但是更早期的情形可能會略有不同。鄭張尚芳(1998)提供了明代郎瑛《七修類稿·杭音》中一段文字,記載了當時還保留在杭州的早期汴洛方音與《中原音韻》入聲歸派類型相似:

“(杭州)城中語音好於他郡,蓋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與汴音頗類似。如呼‘玉’為‘玉’(音禦),呼‘一撒’為‘一(音倚)撒’,呼‘百零香’為‘百(音擺)零香’,茲皆汴音也。”

常用的全清字“一、百”讀為上聲,次濁字“玉”讀去聲。如果早期汴洛方言當中清入和次濁入已經完全舒化,那麼此後又發生歸派改變的語音條件是什麼?而且,次濁入歸陰平是中原官話區別於其他官話次方言的創新性音變,不太有外來借用的可能。因此從音變的條件上來看,清入字的徹底舒化可能是滯後於全濁入的,而這個殘留的緊喉特徵,應該也就是從《中原音韻》式入派三聲到晚明時代清入、次濁入歸陰平的語音條件。鄭張尚芳(1998)還引用清代《河南通志·語言》中的話:“汲淇陝洛等縣,雖有入聲,地域不廣。”說明洛陽等地方言直至晚清還有入聲的遺跡。

最後,在官話的某些還保留入聲的方言點中,比如山東章丘、利津、桓台等地,這些方言的入聲調所轄字基本只是中古的清聲母入聲字(高曉虹 2011、楊秋澤 1990)。在一些入聲正在消失的官話方言中,根據聲母清濁類型的不同,舒化的速率和比例也有相應不同。錢曾怡(2000)指出,河南獲嘉、河北獲鹿兩處方言清入和次濁入保持入聲調,而全濁入已經歸併。劉淑學(2000:16)記錄平山方言的入聲舒化比例也反映出清入次濁入與全濁入的差別:清入字(277字)保持入聲調的占77%,次濁入(81字)保持入聲調的占60%,全濁入(80字)保持入聲的占35%。

這種清濁入聲不平衡的演變不僅見於北方話内。朱曉農等(2008)記錄的吳語德清方言已失去吳語的喉塞韻尾,入聲開始舒化,但相對於舒聲調時長均值336ms,陽入時長為237ms,陰入時長為119ms,陽入時長為陰入的兩倍。實際語言的多方證據都體現出清入字的消失是相對滯後的。

從北方話入聲歸派的共時地域分佈上可以發現,全濁入歸陽平在各次方言中基本是一致的,而清入字的歸派是各次方言之間歧異最大的部分。在全濁入聲完全舒化與陽平合併之後,清入雖然喪失了韻尾,但依然保持短促的音色,在有些官話次方言如中原官話中,次濁入的舒化也相對滯後,這才是造成現代北方官話入聲歸派模式不一的內在原因。至於這一內在原因是如何實現為不同的調類歸派,這是接下來將來討論的問題。

3.2 入聲尾消失對聲調的影響

入聲尾在漢語史上消失的年代早於《中原音韻》,大概晚至宋遼之間已經發生,邵雍的《聲音倡和圖》中入聲不再像傳統韻圖一樣與陽聲韻相配,而是與元音收尾的陰聲相配(陸志韋1948);遼代契丹小字的漢語對音裡入聲尾也基本消失(Shen 2011)。在更晚的《蒙古字韻》裡,八思巴文的音節拼寫也沒有任何入聲喉塞韻尾的痕跡。

喉塞的消失,並不代表入聲的影響已經不存在了。由於喉塞僅只代表了入聲原來所具備的聲門關閉的短促色彩,其本質上應屬於發聲態(phonation)而非調音(articulation)產生的音素。喉塞的弱化和脫落,往往先是引起音節在發聲態上變化,比如前文所引吳語德清話的例子,傳統的喉塞尾已經弱化消失,但音節仍然保持短促的時長特點。Thurgood(2002)在Houdricourt有關越南語輔音與聲調起源理論基礎上提出了喉部特徵決定聲調的解釋,他認為音節首尾位置上的輔音只是引起聲調發生的誘因,更為直接的原因是輔音清濁與促音韻尾對音節元音音質(voice quality)造成影響,進而才會導致承載於元音之上的基頻聲調的變化。如果元音的音質不受到首尾輔音的影響,比如Thurgood舉出孟-高棉語中的情況,濁音聲母未造成元音的氣嗓化(breathy),那濁音低調的現象就不是必然會發生的。

喉塞尾具有抬升基頻的顯著作用,這在許多其他語族的聲調發生研究中都得到確證(Pike 1986, Story 1989)。在Thurgood理論的啟發下,我們猜想漢語入聲喉塞尾的演變與越南語喉塞的演變有相近之處,喉塞使聲帶縱向拉緊向內側靠攏,從而形成 [+緊(tense)] 的喉部特徵。如果喉塞韻尾弱化消失,聲門不再完全閉塞,喉下氣壓使縱向拉緊的聲帶產生振動,基頻就會升高,形成高調,而緊喉也仍使音節在聽感上有接近入聲短促的特點。

聲母的清濁,會對喉塞施加於元音基頻的影響產生不同效果。實驗語音學證明清塞音會顯著提昇後接元音起始部分的基頻,而濁塞音則會降低後接元音起始部分基頻(Hombert et al. 1979, Ohala 1972)。漢語方言中所謂陰高陽低的聲調現象,也是與之同樣的原理。此即所謂音高擾動(pitch perturbation),其後果就是造成入聲字隨聲母清濁歸入不同的調類。一般的理論的推想是:清聲母有抬升後接基頻的作用,與緊喉產生的基頻升調效果可以疊加,在歸調中就對應高調;中古全濁聲母,根據朱曉農(2010)的研究,都是弛化的氣聲,會引起音節基頻降低,在歸調中對應低調,同時由於音節弛化會使聲帶鬆弛,從而抵銷緊喉音色,這也就是全濁入聲舒化會早於清入的語音學原因。Li(2005)對比了普通話中清聲母和鼻音、流音等響音聲母在音調擾動上的區別,結果表明普通話中的響音聲母沒有明顯的音高擾動效果,恰好介於清入和全濁入之間。輔音聲母的清濁類型所造成的音高擾動,基本可以涵蓋《中原音韻》入派三聲的歸調模式。

3.3 北京話舒聲調值的輪轉(flip-flop)

3.3.1 我們首先從上聲談起,平山久雄(1984)以聲調環流的理論眼光﹐對漢語官話方言的調值進行初步構擬﹐揭示官話方言聲調調值在歷史上存在輪轉的變化﹐從他得到的構擬結果看﹐舒聲當中上聲調值最高:4

《中原音韻》和宋代汴洛方言清入字歸上聲。在今天的章丘和利津方言裡,入聲調舒化記作44,上聲調記作55(高曉虹2011、楊秋澤1990)。膠遼官話諸城和青州上聲也是55的高調,而且清入字基本歸入上聲,與《中原音韻》一致。在中原官話絕大多數方點中,上聲也是一個高緩降調(錢曾怡主編2010:36–38)。根據3.2. 的引述,喉塞尾消失和清輔音聲母皆可引起基頻上升,而中古上聲本身就源自上古音節喉塞尾的脫落,所以它應該就是一個高調,《元和韻譜》“厲而舉”的描寫正好是一個證明(參梅祖麟1982、朱曉農2007)。平山久雄(1984)持同樣的看法,他在構擬中還為上聲加上代表緊喉的撇號。因此,我們認為在宋代的早期官話和元代大都話中,上聲都應該是一個高調,清入歸於上聲正是由於其調值調型接近。

3.3.2 平聲的調值比較棘手,平聲不僅本身從中古音“哀而安”的低調逐漸升高,而且陰陽平調值在歷史上還發生過輪轉(flip-flop)。

平山久雄的構擬當中陰平、陽平分別是高降調和中降調。日僧安然《悉曇藏》中說“平聲直低”,說明當時唐代相傳的平聲是一個相對低調,研究者一般對此都沒有異論。同時,語音學的音理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平聲相對於仄聲而言是一個低調。朱曉農(2010)討論弛聲清化時指出,官話方言弛音清化而造成輔音送氣與否的“平送仄不送”,實質應該是“低送高不送”,亦即是說,中古漢語弛聲消弛送氣的必要條件是低調,在高調環境中消弛則不送氣。“平送仄不送”的傳統歸納只不過恰好折射了平仄調存在音高差別的歷史事實。

由於輔音清濁的音高擾動,平分陰陽依照一般規則應當是陰高陽低。全濁入聲由於聲母弛化的作用率先舒化,並受音高擾動的影響,歸入陽平,但由於仄聲本聲的音高比平聲高,因此全濁入聲的聲母沒有變為送氣清輔音。全濁入聲的舒化一定發生在濁音聲母清化之前,否則入聲歸派的聲母條件就不存在了。因此從語音條件的角度來看,官話的全濁入聲與陽平實現完全合併應當是在中古全濁聲母完成消弛送氣之後。《中原音韻》的聲母系統已完成陽平送氣的音變,其時全濁入應當是完全合併入陽平了,因此當後來的官話次方言的調值系統繼續發生環流音變時,全濁入聲字也都穩定地與陽平字一起變化,沒有像清入和次濁入一樣發生聲調歸派的改變。

根據《中原音韻》,聲母清化的音變完成之後,陽平調值似乎開始升高。楊聯陞(1969)指出周德清使用“上平”代稱陽平調,“下平”代稱陰平調,還多處提到在唱高腔時需要用陽平、上聲起音,相形之下陰平就不屬於高調,換言之,陽平的調值在《中原音韻》中高於陰平。

今天華北地區的北方官話,除了北京官話及相鄰地區的方言點以外,膠遼、冀魯、中原官話方言點中多處陽平較之陰平為高:

林燾(1991)研究了北京東郊順義、平谷陰平陽平單字調值與北京話調值正好相反的現象,指出在北京話的影響下,東郊方言的連調調值正在以詞彙擴散的方式發生輪轉變化。這一發現可以聯繫到清代李汝珍在《李氏音鑒·五聲總論》中關於陰平陽平音高的記錄:“陰者,陰平也,其聲低而悠;陽者,陽平也,其聲高而揚。”李汝珍是北京南郊大興縣人,但今天北京南郊方言中未見有與北京話陰陽平調值相反的報導,看來北京南郊受到北京城內調值的影響較之東郊要更早。

除了京郊方言陰陽平的調值差異外,北京城牆內的一些社會方言中也有陽平為高調的現象。張世方(2010:153)引用賀陽對牛街回民漢語的研究,提到“在日常語流中,有些陽平字出現在陰平和陽平前,常常會變成陰平調。例如:實心 ʂʅ35−55ɕin55 ǀ 十一 ʂʅ35−55i55 ǀ 時間 ʂʅ35−55tɕian55 ǀ 別說 pie35−55ʂuo55 ǀ 獨生 tu35−55ʂəŋ55 ǀ 牛街 niou35−55tɕie55 ǀ 回民 xuei35−55min55 6 ǀ 廚房 tʂʰu35−55faŋ35。”

此外,張世方(2010:156)還引用江純的研究,指出北京話中的滿語借詞很少讀陽平,即使用的漢字本讀陽平(包括陽入),借詞中也讀做陰平或去聲,如:牛niu55 錄|嫫mo55嫫|格kɤ55格|福fu557|額ɤ51娘,等等。這些借詞主要是旗人使用,跟回民一樣,旗人也是當時較為特殊的社會群體,這些社會方言反映的調值與北京話一般的演變方式不同,主要應該是受到社會階層因素的影響。

張世方(2010:156)同時注意到北京話中目前還存在一批陰陽平互讀的字,也引了陳重瑜(1991)的研究,認為“北京話陰平字晚近有增多的趨勢,主要來自陽平。”我們認為這一變化的方向應該是反過來,北京話陰平字晚近有增多的趨勢是因為,新興的陰平調值取代了原來的陽平調值,而原來的陽平字在口語中還有許多保持舊的高調的異讀。

3.3.3 清入字歸去聲的讀法﹐主要來自於北京話的文讀系統﹐俞敏(1983)、林燾(1992)都以自己的親身經驗指出北京話老派文教讀音用去聲來代表“假入聲”8。要說明去聲調值的變化﹐首先要談一談這一現象與明清官話文讀中入聲調值的關係。

目前比較重要的一些有關明清官話調值的文獻材料有:

  • 李韓崔世珍(1478?–1543)《翻譯老乞大樸通事凡例》(約16世紀早期,簡稱“明中葉官話”)有關聲點的記錄;

  • 金尼閣(1577–1628)《西儒耳目資》及其他幾種由高田時雄(2004)發現的傳教士記錄晚明官話材料(簡稱“明末官話”);

  • 萬濟國(1627–1687)《華語官話語法》(1682)中清初官話聲調記錄(簡稱“清初官話”)。我們覺得有必要對這些材料略加檢討,表7中是主要幾家調值構擬。

首先,表7中明中葉的《翻老樸》與明末清初傳教士文獻中的官話聲調也有所不同。除了入聲有無分化以外,上聲和陽平的高低也不同。同為明末傳教士所記的《西儒耳目資》中說:“清平無低無昂,在四聲之中。其上其下每有二,最高曰去,次高曰入,最低曰濁,次低曰上。”這段描述與表7中的明末清初官話的陽平、上聲的調值高低適相對應。但是在《翻老樸》中,朝鮮語的正音聲點規定上聲無點,陽平兩點;在朝鮮語國俗聲調中,無點代表“哀而安”的平聲,兩點代表“厲而舉”的上聲。《翻老朴》正音中,用兩點代表的官話陽平調值應當高於無點代表的官話上聲調值。不同官話記錄之間的差別,可能是由時代先後造成的,也可能是由於存在南北地域的官話變體不同造成的,目前尚不可確定,但《翻老樸》的舒聲系統相對更接近現代北京話。

其次,《翻老樸》所記錄的官話與《中原音韻》以來的北方官話並不完全一致,其根本差別就是這些明清官話的入聲並不按照聲母清濁類型的不同而產生歸派。遠藤光曉(1984)指出,崔世珍《翻老樸》中的兩種入聲是從一個單獨的入聲調根據元音高低分化而來的,與現代北方官話中的主流的入聲歸派現象沒有關係。《翻老樸·凡例·正俗音》說:“今之翻譯,書正音於右,書俗音於左。”又,崔世珍《四聲通解·凡例七》說:“今俗呼入聲諸字,或如全濁平聲,或如全清上聲,或如去聲,其音不定。”俗音入聲諸字的分派與北京話倒很相似,但是在《翻老朴》的正音入聲只有同陽平和去聲接近,沒有近似上聲的。

最後,我們再來討論一下明末徐孝《合併字學篇韻》(1606)與《翻老樸》中入聲歸派的差異。

《翻老樸》的入聲是不按聲母清濁類型分派的。而《合併字學篇韻》中,次濁入同今北京話一致,清入雖然具體字的歸調與今不同,但歸派的格局已基本與今相同,只是全濁入中有一小部分字讀去聲。高曉虹(2009:73)指出,《合併字學篇韻》中共142個全濁入聲字,59%唯讀陽平,8%唯讀去聲,32%有陽平與去聲的兩讀。前列表4顯示,在現代北京話中,全濁入聲字歸入陽平的有226字,歸入去聲的仍有40字。全濁入中去聲的異讀是從何而來的?這些字包括:洽、涉、鶴、弼、複、續等,從韻母元音來看並沒有類似明中葉官話的分化條件,不過這40個字都沒有白讀的韻母形式,屬於文讀羼入的可能性很高。如果全濁入中有文讀音羼入,是否說明清入字中的去聲也是全部從文讀羼入的?這一文讀系統是否就是上述幾種材料所代表的明清官話?

《合併字學篇韻》中除清入字基本都有去聲一讀,但全濁入中讀去聲的比例相對《翻老樸》也要低得多。這種不成比例的影響似乎說明在文讀影響之外,北京話內部有某些因素對入聲歸去聲的文讀侵蝕有抵禦作用,使得這種影響主要被限制在清入字的範圍內。這種內部因素具體來說,就是保留緊喉的清入字的調值確實與文讀音中讀高調的去聲比較接近,而失去緊喉特徵的全濁入隨著其他陽平字一起歸入低調,因此文讀系統的入聲歸去對全濁入的影響極其有限。全濁入讀去聲的現象,基本上就屬於徐孝在《合併字學集韻·引證》中所批評的:“不究濁入聲長音,皆以入聲為短音。”是一種矯枉過正的類推現象。

3.3.4現在作一小結。在中古聲調系統中,上聲是一個“厲而舉”的高調,因此,當早期官話入聲塞尾消失後,因保留緊喉特徵而成為高調的清入字方才呈現出與上聲發生“近似合併”的趨勢。根據明代郎瑛所記錄的明代杭音反映的汴洛方言,清入歸上在北宋末年當已發生。到元代《中原音韻》時期,陽平調逐漸從中古的低調升為高調,此時有少數清入字如“博”也在《中原音韻》裡記作“入聲作平聲”。上聲字最終在北京話中變為低調,可能就是陽平調值升高的推鏈音變激發的。到了明代中葉《翻老樸》時代,在明代官話和北京方言中,去聲已成為高調,清入歸陽平的趨勢到明代就基本上中止了。清入歸去聲的文讀音由於文教的影響一直延續到晚近。在《翻老樸》的舒聲系統中,上聲已是最低的聲調,而陰平的調值開始逐漸升高,反轉了《中原音韻》陽高陰低的面貌,但在北京的郊區和北京話的連讀系統中還保留著一些陽高陰低的孑遺現象。到了明末《合併字學篇韻》中,清入歸陰平的異讀已占到515個常用清入字的11.7%,而到陰平調值最終成為55高調後,現代北京話清入歸陰平的比例最高可達41%,最低估算也有27%(高曉虹2009:74–75)。此時清入字殘存的緊喉音色消失殆盡,最終與舒聲完全合併。

3.4 清入字發展分化在詞彙中擴散的傾向

陳剛(1988)、平山久雄(1995、2005)都注意到清入字歸調與詞類條件有一定關聯。平山久雄提出在北京話的固有口語層次中有三條歸調的通例:

  • 清入字主要作動詞用的字大多讀陰平;

  • 主要作名詞而經常帶輕聲詞尾的多讀陰平;

  • 主要用作名詞而不帶輕聲詞尾的多讀上聲。

除此以外,形容詞性口語字數量不多,也沒有明顯的傾向。

高曉虹(2009:17)承認平山久雄總結的這幾條規律符合清入字舒化的實際,但她沒有接受平山久雄關於在字組不同位置組合導致歸調分化的解釋,仍然採取外來影響和文白異讀的解釋。我們認為高曉虹(2009)的解釋並未正面回答為何借用會按照詞類條件分化。此外,高曉虹使用入聲韻母的文白異讀區分層次,但又人為規定了上聲歸調屬白讀,陰平歸調算文讀。按這樣的處理,像“削xiāo”、“剝bāo”、“擘(掰)bāi”這樣明顯的白讀口語字被算成借用,而“樸pǔ”、“囑zhǔ”這樣韻母被歸為文讀的字,卻因聲調而可以被目為固有層。這種不統一的現象,高曉虹處理為韻母聲調可以不相一致的“文白雜配”。

我們認為平山久雄的歸納雖然仍有一些例外,但基本是符合現代北京話清入歸調實際情況的。在北京話口語層的一些做動詞的清入字,同時有上聲和陰平異讀的,似乎會和其構詞方式有一定關係,比如:針紮zhā:紮zhǎ針|撒sā野:酒撒sǎ了|劈pī 劈pǐ 柴。這幾個詞的韻母形式一致,從語體上看也不分文白,最能體現北京話口語的特點,而且都有意義對立不能變讀。聲調異讀基本是反映單音節詞和複合詞的不同,但規則也並不一致,“紮、劈”的單音節形式做陰平,而“撒”的單音節形式做上聲。

高曉虹(2009:174)總結明末《合併字學篇韻》的入聲分派,發現清入字異讀中陰平上聲並不形成對立,而是處於互補分佈,也就是沒有一個清入字同時讀陰平和上聲的。在《合併字學篇韻》的279個常用清入字中,有上聲異讀的字共35個,有陰平異讀的44個,讀上聲的清入字數量與今天北京話中的清入歸上聲的數量大致相當,而《漢語方音字彙》中同時有陰平和上聲異讀的清入字大約有15個左右,即:“紮撒薛撇撮雪匹戳黑劈曲折伯貼法”,等等。如果信從一般的認識,清入歸陰平是從明代初年開始由大量京畿周邊操冀魯官話的移民引入北京話的,那么在口語常用層中清入字陰平和上聲一字兩讀的現象,在移民接觸的過程中應該是一種常見現象。但是經歷了兩百年,在《合併字學篇韻》居然還能保持截然不混,這是極不尋常的。假設當時的北京話能夠清晰地保持本地讀音和外來讀音的區別,那麼徐孝本人應該也能夠瞭解清入歸陰平是不屬於當時北京本地方言的,那就斷不至於把並不具有社會優勢地位的外來讀音收錄進來。

關於上述《合併字學篇韻》中清入字的陰平上聲互補現象,我們認為這可以用清入聲在不同歷史階段的擴散式音變來解釋。在上聲入聲相近的《中原音韻》時代,這批上聲字率先完全舒化,與上聲實現了完全合併,於是就同全濁上聲字歸入陽平一樣,在以後的調值環流音變中一直與上聲調同變。而清入聲歸陰平,則是在明末萌芽,至清代陰平調逐漸成為高調時,才大批發生。上聲和陰平分別是聲調環流高調輪轉的一頭一尾,間隔了三百多年的時間,如此它們處於互補的狀態就非常容易理解了。而現代北京話清入字陰平與上聲的異讀,應該就是平山久雄所指出的那樣,是在構詞環境中發生的新的音變現象。

現代北京話清入字歸調的比例大致也能體現出擴散式音變的特點。劉淑學(2000)統計了《現代漢語詞典》中的270個清入字,其中讀歸陰平的數量最多,占38%,其次是歸去聲,占30%,再次歸陽平,占19%,歸上聲的只占11%。上聲、陽平讀高調是在明代以前官話中就存在的現象,早期入聲緊喉的特徵仍較穩定,通過詞彙擴散的方式完全舒化的清入字還屬少數。去聲在明代中後期的北京話中是高調,而且又受到文教勢力的影響,矯枉過正式的“假入聲”也同時大量羼入。陰平大約在晚明清初成為高調,而其時北京話清入字的緊喉色彩已完全消失,10 作為獨立調類存在的語音條件不復存在,因此相當多的清入字最終歸入陰平。

4 餘論

劉淑學(2000)考察了河北境內方言的入聲歸派,發現清入字歸陰平有由南向北趨少的態勢,越接近北京,方言中清入字歸派的規律性就越不明顯。她認為這反映了中原官話影響的逐漸減弱。根據劉淑學的資料,河北中西部順平、唐縣地區清入字仍然接近《中原音韻》的歸併模式,以此向南北兩個方向,清入字歸上聲的比例都在降低。由此看來,除了有中原官話的影響以外,北京話也具有向外輻射的作用。但是我們認為,所謂北京話向外輻射這種認識實際是一種相當模糊的表述,北京周邊地區,包括河北冀魯官話的保唐片,清入字歸入四聲也極可能是其本身的地域特徵,而非外來影響造成的。

河北境內南北部方言清入字歸派的差別具有歷史地理的背景來源。如果查對歷史資料,就會發現河北冀魯官話入聲分派的分界線,與一些歷史地理現象有極高的重合性。宋周煇《清波雜誌》卷三記載其淳熙丙申間(1176)的赴金見聞,其中說到:“絕江渡淮,過河越白溝,風聲氣俗頓異,寒暄亦不齊。”可見南宋時河朔與中原地區言語風氣不同。而河朔與中原地區的人為政治因素的隔絕,自唐代就開始了。從歷史來看,保唐片及今北京地區的南界與唐代河朔地區義武軍(易定)節度使和盧龍節度使的南部邊界大致是一致的。晚唐詩人馬戴(799–869)《寄賈島》云:“海上不同來,關中俱久住。”馬戴是定州曲陽人,賈島是范陽涿州人,其故鄉恰好位於義武軍和盧龍節度使境內,當時他們到長安去需繞經海路,由是可證河朔方鎮與唐中央政府轄境之間陸路交通阻隔。到五代時期石敬塘割讓燕雲十六州給契丹,最初的南界在莫州瀛州。後來宋遼以白溝(拒馬河)為界,但北宋為阻擋契丹騎兵,又在保州(今保定)到泥沽寨海口(天津南)瀦水為塘濼,今河北白洋澱仍是其遺跡。此外在自然地理上,這一地區又與唐宋滹沱河的流域地區大致相當,具有天然的分界線。所謂幽燕方言正在這樣的歷史地理背景下形成的。

北京話為代表的清入歸派四聲的演變現象,可以得到內部音變的解釋,但也不排除其他的影響在局部發生作用。比如前文已經提到過,雅言官話的存古“入聲”可能強化了北京話清入字讀為去聲的變化趨勢。隨著現代教育制度的建立,漢字審音校訂的標準不完全是由北京話的母語者建立,而一旦經由字典課本將這些帶有北京以外語言成分的語音標準作為範式在教育系統中推廣,其所造成的影響就不再屬於內在音變的範疇了。

引用文獻

  • CoblinW. S. 1996. Tone and tone sandhi in Early Qing Guanhua. Yuen Ren Society Treasury of Chinese Dialect Data No. 24357.

  • ForrestE. A. D. 1950. The ju-shêng tone in Pekinǵes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3.2: 443447.

  • HombertJean-MarieOhalaJohn and EwenWilliam G.. 1979. Phonetic explan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ones. Language55.1: 3758.

  • LiK. 2005. Pitch perturbation of sonorants and a three-way tonal split in Chinese. Proceedings of the 31st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General Session and Parasession on Prosodic Variation and Change (February 18–20 2005) 443452.

  • MeiTsu-Lin. 1977. Tones and tone sandhi in sixteenth century Mandar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5: 237260.

  • OhalaJ. J. 1972. How is pitch lowered? The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52.1A: 124.

  • PikeE. V. 1986. Tone contrasts in Central Carrier (Athapask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52: 411418.

  • ShenZ.2011. The Origin of Mandar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 131.

  • StimsonH. M.1962. Ancient Chinese -p,-t,-k endings in the Peking dialect. Language: 376384.

  • StoryG. 1989. A report on the nature of carrier pitch phenome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verb prefix tonomechanics. Athapaskan Linguistics: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a Language Family eds. by Cook E.-D. and K. Rice 99144.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ThurgoodG. 2002. Vietnamese and tonogenesis. Diachronica 19.2: 333363.

  • WangFeng and William S-Y. Wang. 2004. Basic words and language evoluti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5.3: 643662.

  • XuChing X. and XuYi. 2003. Effects of consonant aspiration on Mandarin tones.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33.2: 165181.

  • 丁邦新. 1998.〈漢語方言接觸的幾個類型〉,《語言學論叢》20:149–165。

  • 王洪君. 2006.〈北京話清入歸調的層次及階曲線判定法〉,《語言學論叢》33:223–245。

  • 平山久雄. 1984.〈江淮方言祖調值的構擬和北方方言祖調值初案〉,《語言研究》1:185–199。

  • 平山久雄. 1995.〈北京文言音基礎方言裡入聲的情況〉,《語言研究》1:107–113。

  • 平山久雄. 2005.〈中古漢語的清入字與北京話聲調的對應規律〉,《平山久雄語言學論文集》,142–159。北京:商務印書館。

  • 白滌洲. 1931.〈北音入聲演變考〉,《女師大學術季刊》2.2:1–42。

  • 朱曉農. 2007.〈證早期上聲帶假聲〉,《中國語文》2:160–168。

  • 朱曉農. 2010.〈全濁弛聲論:兼論全濁清化(消弛)低送高不送〉,《語言研究》3:1–19。

  • 朱曉農、焦磊、嚴至誠、洪英. 2008.〈入聲演化三途〉,《中國語文》4:324–338。

  • 林 燾. 1987.〈北京官話溯源〉,《中國語文》3:161–166。

  • 林 燾. 1991.〈北京東郊陰陽平調值的轉換〉,《中國語文》1:21–27。

  • 林 燾. 1992.〈“入派三聲”補釋〉,《語言學論叢》17:3–19。

  • 俞 敏. 1983.〈李汝珍《音鑒》裡的入聲〉,《北京師範大學學報》4:30–40。

  • 徐世榮. 1990.《北京土語辭典》。北京:北京出版社。

  • 高田時雄. 2004.〈明末官話調值小考〉,《語言學論叢》29:145–150。

  • 高曉虹. 2009.《中古入聲字在北京話中的層次》。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 高曉虹. 2011.《章丘方言志》。濟南:齊魯書社。

  • 張世方. 2010.《北京官話語音研究》。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 梅祖麟. 1982.〈說上聲〉,《清華學報》第14辑:1−2。

  • 郭 力. 1997.〈古清入字在《合併字學集韻》中的歸調〉,《語言學論叢》第19輯:74–89。

  • 陳 剛. 1988.〈古入聲字在北京話裡的演變情況〉,《中國語言學報》3:245–255。

  • 陳保亞、汪鋒. 2006.〈論核心語素表的確定——以上古漢語為例〉,《語言學論叢》33:183–222。

  • 陸志韋. 1948.〈國語入聲演變小註〉,《燕京學報》34:21–28。

  • 楊秋澤. 1990.《利津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 楊聯陞. 1969.〈中國語文劄記〉,《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慶祝李方桂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39下:205–215.

  • 寧忌浮. 2007.《明代韻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遠藤光曉. 1984.〈翻譯朴通事老乞大裡的漢語聲調〉,《語言學論叢》13:162–182。

  • 劉淑學. 2000.《中古入聲字在河北方言中的讀音研究》。石家莊:河北大學出版社。

  • 劉勳寧. 1995.〈再論漢語北方話的分區〉,《中國語文》6:447–455。

  • 劉鎮發. 2004.〈北京話入派三聲的規律與北方官話間的關係〉,《語言研究》1:109–110。

  • 魯國堯. 1985.〈明代官話及其基礎方言問題〉,《南京大學學報》4:47–52。

  • 錢曾怡. 2000.〈從漢語方言看漢語聲調的發展〉,《語言教學與研究》2:1–9。

  • 錢曾怡主編. 2010.《漢語官話方言研究》。濟南:齊魯書社。

1 有關北京話入聲字歷史演化的研究史簡介,可參考高曉虹(2009:3–22, 221–242)。

2 東北官話清聲母入聲字歸入上聲的數量比北京官話多。

3 參見徐世榮 (1990:207–208)詞條“隔斷”和“隔子”。

4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平山久雄構擬的目標是追溯中古漢語向近代音轉換時期官話祖語的聲調系統,因此在論證上一則偏重利用保留入聲因而面貌可能更加保守的江淮官話材料,一則利用了可能直接借自唐宋時代漢語的日本天台僧侶經頌“博士”的記音材料。而本文對北京話聲調的探索,主要是集中在元代《中原音韻》之後北方地區官話範圍之內的,在時代和地域上都與平山久雄(1984)有所不同。在方法上本文主要是結合文獻記錄和語音學的音理加以擬測,與平山久雄主要採取比較構擬的方法也不同。但本文傾向於認為,目前本文對早期北京話四聲調值的擬測也有可能是從平山久雄所構擬的官話祖調系統中進一步分化出來的。儘管兩項研究的結論之間存在較大的區別,但值得一提的是平山久雄(1984)中提到江淮官話北境的“徐州式”方言調值構擬裡的陰平屬低調,陽平屬高調,與其他江淮方言類型都不同。這一構擬與本文3.3.2中對北京話陰陽平調值輪轉的看法極為相似。這種“徐州式”方言在平山久雄之前的研究中又稱為“天津式”方言,其地域“從山東最南部起一直延伸到江蘇省西北部,安徽省中北部以及河南省東南角一帶”。如果把“徐州式”從平山久雄的江淮祖調系統中剝離出來,置入華北地區的官話類型中去,恐怕也未為不可。

5 錢曾怡(2010)將傳統的東北官話一併歸入北京官話處理。

6 原文做55陰平。

7 “福晉”本來就是“夫人”的漢語借詞,所以“晉”字也符合江純所說的陽平字變讀現象。

8 我們不認為文教影響一定意味著外來接觸,北京因其在歷史上特殊的政治、文化地位,長期以來在城內就存在複雜的社會階層分化。文教音傾向保守,這就如同今天的課本中仍堅持“阿房”要讀ē pánɡ,但並不能說這個讀音是從其他權威方言借入北京話的。

9 参梅祖麟(1982)。

10 清初《天童弘覺忞禪師北游集•卷三》記順治帝對弘覺禪師說:“北京說話獨遺入聲韻,蓋凡遇入聲字眼都翻作平上去聲也。”

If the inline PDF is not rendering correctly, you can download the PDF file here.

北京話清入字歸調的內部演化視角

in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Sections

References

CoblinW. S. 1996. Tone and tone sandhi in Early Qing Guanhua. Yuen Ren Society Treasury of Chinese Dialect Data No. 24357.

ForrestE. A. D. 1950. The ju-shêng tone in Pekinǵes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3.2: 443447.

HombertJean-MarieOhalaJohn and EwenWilliam G.. 1979. Phonetic explan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ones. Language55.1: 3758.

LiK. 2005. Pitch perturbation of sonorants and a three-way tonal split in Chinese. Proceedings of the 31st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General Session and Parasession on Prosodic Variation and Change (February 18–20 2005) 443452.

MeiTsu-Lin. 1977. Tones and tone sandhi in sixteenth century Mandar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5: 237260.

OhalaJ. J. 1972. How is pitch lowered? The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52.1A: 124.

PikeE. V. 1986. Tone contrasts in Central Carrier (Athapask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52: 411418.

ShenZ.2011. The Origin of Mandar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 131.

StimsonH. M.1962. Ancient Chinese -p,-t,-k endings in the Peking dialect. Language: 376384.

StoryG. 1989. A report on the nature of carrier pitch phenome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verb prefix tonomechanics. Athapaskan Linguistics: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a Language Family eds. by Cook E.-D. and K. Rice 99144.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ThurgoodG. 2002. Vietnamese and tonogenesis. Diachronica 19.2: 333363.

WangFeng and William S-Y. Wang. 2004. Basic words and language evoluti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5.3: 643662.

XuChing X. and XuYi. 2003. Effects of consonant aspiration on Mandarin tones.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33.2: 165181.

丁邦新. 1998.〈漢語方言接觸的幾個類型〉,《語言學論叢》20:149–165。

王洪君. 2006.〈北京話清入歸調的層次及階曲線判定法〉,《語言學論叢》33:223–245。

平山久雄. 1984.〈江淮方言祖調值的構擬和北方方言祖調值初案〉,《語言研究》1:185–199。

平山久雄. 1995.〈北京文言音基礎方言裡入聲的情況〉,《語言研究》1:107–113。

平山久雄. 2005.〈中古漢語的清入字與北京話聲調的對應規律〉,《平山久雄語言學論文集》,142–159。北京:商務印書館。

白滌洲. 1931.〈北音入聲演變考〉,《女師大學術季刊》2.2:1–42。

朱曉農. 2007.〈證早期上聲帶假聲〉,《中國語文》2:160–168。

朱曉農. 2010.〈全濁弛聲論:兼論全濁清化(消弛)低送高不送〉,《語言研究》3:1–19。

朱曉農、焦磊、嚴至誠、洪英. 2008.〈入聲演化三途〉,《中國語文》4:324–338。

林 燾. 1987.〈北京官話溯源〉,《中國語文》3:161–166。

林 燾. 1991.〈北京東郊陰陽平調值的轉換〉,《中國語文》1:21–27。

林 燾. 1992.〈“入派三聲”補釋〉,《語言學論叢》17:3–19。

俞 敏. 1983.〈李汝珍《音鑒》裡的入聲〉,《北京師範大學學報》4:30–40。

徐世榮. 1990.《北京土語辭典》。北京:北京出版社。

高田時雄. 2004.〈明末官話調值小考〉,《語言學論叢》29:145–150。

高曉虹. 2009.《中古入聲字在北京話中的層次》。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高曉虹. 2011.《章丘方言志》。濟南:齊魯書社。

張世方. 2010.《北京官話語音研究》。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梅祖麟. 1982.〈說上聲〉,《清華學報》第14辑:1−2。

郭 力. 1997.〈古清入字在《合併字學集韻》中的歸調〉,《語言學論叢》第19輯:74–89。

陳 剛. 1988.〈古入聲字在北京話裡的演變情況〉,《中國語言學報》3:245–255。

陳保亞、汪鋒. 2006.〈論核心語素表的確定——以上古漢語為例〉,《語言學論叢》33:183–222。

陸志韋. 1948.〈國語入聲演變小註〉,《燕京學報》34:21–28。

楊秋澤. 1990.《利津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楊聯陞. 1969.〈中國語文劄記〉,《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慶祝李方桂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39下:205–215.

寧忌浮. 2007.《明代韻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遠藤光曉. 1984.〈翻譯朴通事老乞大裡的漢語聲調〉,《語言學論叢》13:162–182。

劉淑學. 2000.《中古入聲字在河北方言中的讀音研究》。石家莊:河北大學出版社。

劉勳寧. 1995.〈再論漢語北方話的分區〉,《中國語文》6:447–455。

劉鎮發. 2004.〈北京話入派三聲的規律與北方官話間的關係〉,《語言研究》1:109–110。

魯國堯. 1985.〈明代官話及其基礎方言問題〉,《南京大學學報》4:47–52。

錢曾怡. 2000.〈從漢語方言看漢語聲調的發展〉,《語言教學與研究》2:1–9。

錢曾怡主編. 2010.《漢語官話方言研究》。濟南:齊魯書社。

Index Card

Content Metrics

Content Metrics

All Time Past Year Past 30 Days
Abstract Views 21 21 0
Full Text Views 23 23 23
PDF Downloads 3 3 3
EPUB Downloads 0 0 0